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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大通胀下,中国能否独善其身?

贸易金融 2022-04-05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赵伟宏观探索 Author 赵伟团队

作者:赵伟团队

来源:赵伟宏观探索



报告要点

疫后“大放水”下,海外通胀形势愈演愈烈,中国能否“独善其身”?此前我们从短期周视角剖析疫后通胀变化,本文尝试大历史观回溯通胀演绎的中期逻辑。

过去十年,中国CPI通胀多低位波动,中枢低于以往阶段和新兴市场经济体

过去十年,中国CPI通胀大多时候低位波动,中枢明显低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。2007年至2011年,中国CPI在4%中枢附近大幅波动、最高接近9%;2011年之后,CPI通胀中枢明显下移、波动下降,多数时候围绕在2%附近窄幅变化。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,中国CPI通胀相对较低,2012年至2021年上半年,中国CPI平均2.1%,明显低于俄罗斯的6.3%、巴西的5.6%、印度的4.9%。

CPI通胀持续低位,与经济回落过程中,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增长放缓、统计口径等有关。CPI分项中,价格中枢降幅较大的居住项,权重大幅抬升至第二位;价格中枢抬升的衣着和教文娱项,权重则不同程度下降;而权重最大的食品项波动下降,大多时候在低位窄幅变化。此外,一些商品服务价格变化并未完全体现在CPI中,例如,CPI租赁房房租和自有住房变化,小于感官房租和房价变化。

中国持续低CPI通胀,或缘于消费需求增长放缓、商品流通成本下降等因素

伴随我国进入转型阶段,居民收入增长的逐步放缓,及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,使得消费需求增长带来的涨价压力下降。2011年开始,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逐步放缓,增速从14.1%下降至2019年的7.9%;期间,房价大幅上涨,加大购房压力,房价收入比从最低7.1抬升至2020年的9.2,高房价和持续抬升的居民杠杆对消费产生一定抑制。相应地,消费增速由2010年的18.3%降至2019年的8%。

商品流通成本的下降,也是CPI通胀持续低位的重要原因。伴随物流设施完善、竞争激烈等,近年来物流成本显著下降,公路物流运价指数过去8年下降近三分之一,规模以上快递平均单价从2010年初的26.3元/件下降至2021年6月的9.4元/件。便利的低成本物流支持下,网络零售占全部社零的比重,逐步抬升至2020年的30%;网络零售成本低于线下零售,交易增多进一步降低商品流通成本。

转型阶段,CPI通胀低位是经济自然规律,疫后国内通胀或面临阶段性压力

先导经济体经验显示,转型过程中,CPI通胀低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。回溯历史,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,都经历了经济增速回落、消费增长放缓,及CPI通胀中枢明显下台阶,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。以韩国为例,1980年代中后期,韩国进入转型阶段,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中枢由8%左右回落至2000年以来的3%左右;同时,CPI中枢由5.7%下移至2000年以来的2.3%。

疫后“大放水”下,海外进入大通胀时代,国内CPI通胀也可能面临阶段性压力、但不改变中期趋势。疫情背景下,发达经济体货币“大放水”、财政大规模刺激等,推动M2增速创新高,叠加疫情期间广泛存在的供给冲击,导致全球大通胀。中外政策不同、经济“错位”下,通胀走势不同,中国CPI尚在1%,美国突破5%。伴随原材料涨价显性化、猪价超跌反弹等,国内通胀或阶段性承压。

风险提示:原材料供给不及预期,猪价大幅反弹。



报告正文


1、过去十年,中国CPI通胀大多低位波动

1.1、CPI通胀中枢,低于以往阶段和新兴经济体

过去十年,中国CPI通胀大多时候低位波动。2007年至2010年,我国CPI大多在4%高位附近波动,最高接近9%。2011年以来,CPI通胀波动明显下降,CPI同比大多围绕2%附近窄幅变化;2019年四季度至2020年一季度除外,这段时间CPI一度突破5%,与非洲猪瘟带来的供给收缩下,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有关。剔除猪肉后,CPI同比基本都在1.8%左右中枢附近变化、高点远低于传统周期阶段。

中国CPI通胀中枢,明显低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。与其他经济体相比,中国CPI大多数时候,高于美国、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,例如,2012年至2021年上半年,中国CPI平均为2.1%,高于美国的1.6%、欧元区的1.0%和日本的0.8%;但明显低于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,例如,俄罗斯、巴西和印度的CPI中枢,分别为6.9%、5.8%和4.6%。

1.2、 CPI部分权重项,价格中枢下移、波动下降

中国CPI通胀持续低位,与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增长放缓、波动下降等直接相关。除猪肉外,食品项中的粮食、食用油等价格波动多下降,使得CPI食品项大多数时候在低位窄幅波动。非食品项中,CPI居住由2011年最高6.8%逐渐下移至2019年1%以下的水平,同时波动幅度明显下降;家庭服务等拖累下,CPI生活用品服务中枢也逐步下移;尽管衣着和教文娱中枢不同程度抬升,波动显著下降。


部分权重项价格变化的同时,权重调整进一步降低了CPI通胀波动。价格中枢降幅较大的居住项,权重抬升幅度居首、2021年较2011年抬升4.3个百分点;而价格中枢抬升的衣着和教文娱项,权重分别下降1.7个百分点和0.5个百分点。其余分项中,食品烟酒价格波动和权重双双下降,生活服务用品中枢和权重也均下降,而交通通信、医疗健康价格中枢和权重均有所抬升。

此外,统计对象和方式决定了,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并未完全反映在CPI中。较为典型的房租统计,CPI房租分别为租赁房房租和自有住房,后者是按虚拟租金来推算;实际公布的CPI租赁房房租和自有住房变化,小于感官房租和房价变化。按照价格统计的方式,有时候容易忽视质和量的变化,例如同样价格的手机,当前性能远好于十年前,但这种变化并没体现在价格中;去同样餐厅吃饭,同一菜品价格没有变化、但菜品分量少了,也可能难体现CPI统计中。


2、 低通胀,缘于需求放缓、流通成本下降
2.1、 消费需求增长放缓,带来的涨价压力下降
伴随居民收入增速回落,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放缓。回溯历史,居民消费增速变化,与人均消费支出变化走势较为一致,而后者很大程度上由居民可支配收入决定。2011年之后,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逐步放缓、增速由2011年的14.1%下降至2019年的7.9%,随之而来是消费支出的大幅下降、增速下降超5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7.5%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随之回落。

高房价对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抑制,也可能影响居民消费。伴随房价持续大幅上涨,居民购房压力不断上升,房价收入比从2001年的6.7抬升至2020年的9.2,期间居民杠杆率49个百分点至2020年的62.2%,高房价和持续抬升的居民杠杆对消费产生一定抑制。居民支出中,居住相关支出占比过去十年抬升超16个百分点,而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食品、衣着、生活服务等逐步下降。

伴随消费需求增长放缓,CPI中枢逐步下移。居民收入增长放缓,及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下,居民消费增长放缓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,从2010年的18.3%下降至2019年的8%;即使剔除价格因素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也是逐年下滑的,由2010年的14.8%下降至2019年的6%。历史经验显示,消费需求对CPI影响较大,消费需求回落多带动CPI回落。


2.2、 商品流通成本下降,也推动CPI通胀低位
伴随物流成本下降等,商品流通成本的下降,也是CPI通胀低位的重要原因。近年来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,物流公司相互竞争等,推动物流成本显著下降,公路物流运价指数过去8年下降近三分之一,规模以上快递平均单价从2010年初的26.3元/件下降至2021年6月的9.4元/件,明显降低了商品流通环节成本。

便利的低成本物流支持下,网络交易增多,进一步降低商品流通环节成本。近年来,电商发展带动网络交易增多,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逐年增长,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,从无到有增长至2014年11%,过去几年加快抬升至2020年的30%。相较于传统线下零售,网络零售交易成本低、价格透明,交易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、日用品、家用电器等日常生活用品上,容易推动相关商品价格下降。


3、 疫后通胀阶段性承压,但不改中期趋势
3.1、 转型阶段,CPI通胀低位是经济自然规律
先导经济体经验显示,转型过程中,经济和消费增长中枢逐步回落。1960年代开始的追赶阶段,韩国GDP以年均9%速度增长,但1980年代中后期,追赶效应进入尾端,韩国GDP增长中枢逐渐回落到4%水平。随着经济回落,消费增长也逐步放缓,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中枢由前期的8%左右,回落至2000年以来的3%左右。

韩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同时,房价持续上涨,也可能对消费产生压制,进而影响CPI通胀。经验显示,转型过程中,货币政策多维持相对宽松,韩国也不例外;持续宽松的货币,使得房价快速上涨,2000年以来韩国房价经历多轮上涨、涨幅达109%,接近美国的122%,明显超过日本的-23%与德国的65%。房价的持续、大幅上涨,使得韩国居民偿债压力上升,偿债率明显高于美国、日本等,进而对居民消费形成一定抑制,也间接压低了居民消费价格。

随着消费增长放缓,韩国CPI中枢明显下移,主要分项均趋于回落。1990年代,韩国CPI已开始逐步回落,2000年以来回落更加显著,CPI中枢从90年代的5.7%左右下移至2000年以来的2.3%左右。主要分项来看,权重居前的住房、食品、餐饮住宿、交通、健康、文化服务等价格中枢,均不同程度下移。

3.2、 疫后中外通胀不同,国内CPI或阶段性承压
疫后“大放水”下,全球进入大通胀时代。应对疫情影响,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均实施货币“大放水”、M2供应增速创历史新高。不同于以往因衰退“放水”阶段,美国财政大规模发钱,导致部分居民就业意愿大幅下降,企业被迫加薪招人,使得劳动力成本“不降反升”。“用工荒”的持续存在下,美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持续高企;经验显示,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居高不下,容易引发通胀螺旋式上涨(详情参见《全球大通胀时代》)。


受政策操作、经济“错位”等影响,海外和国内通胀走势不同。与发达经济体相比,国内政策理性克制、更加注重“稳增长”与“调结构”的平衡,广义货币M2增速仅阶段性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、现已回落至正常水平;2020年财政刺激占2019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仅10.9%,远低于美国的45.7%。不同政策应对,及疫情“错位”下,中国生产恢复较快、已经见顶回落,而消费修复相对滞后、尚未回到正常水平,而美国生产仍处于恢复通胀、消费已见顶回落,使得中美通胀走势大不相同,中国CPI尚在1%附近变化,美国CPI已突破5%、创2008年以来新高。

对中国而言,疫后CPI通胀或阶段性承压,但不影响中期趋势。消费平稳修复下,原材料涨价对中下游利润的挤压,使得终端消费品涨价压力逐步显性化,CPI家用器具同比连续上行。伴随商品和服务价格逐步修复,核心CPI已回升至1.3%、接近疫情前正常水平。未来一段时间,原材料涨价持续显性化、猪价超跌反弹、服务业补偿式涨价等“潜在”风险的集中释放,可能阶段性推升CPI通胀预期。我们预测模型显示,三季度末、四季度,CPI会逐步抬升、高点可能接近3%;基数等影响下,2022年一季度乃至二季度,CPI通胀可能仍相对较高(详情参见《低估的通胀传导》)。



4、 研究结论

(1)过去十年,中国CPI通胀大多时候低位波动,中枢明显低于以往阶段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。CPI通胀持续低位,与经济回落过程中,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增长放缓、统计口径等有关。

(2)伴随我国进入转型阶段,居民收入增长的逐步放缓,及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,使得消费需求增长带来的涨价压力下降。同时,商品流通成本的下降等,也推动CPI通胀低位。

(3)先导经济体经验显示,转型过程中,CPI通胀低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。疫后“大放水”下,海外进入大通胀时代,国内CPI通胀也可能面临阶段性压力、但不改变中期趋势。


5、 风险提示:原材料供给不及预期,猪价大幅反弹




研究报告信息

证券研究报告:从大历史观,看通胀演绎对外发布时间:2021年08月11日报告发布机构:开源证券研究所

参与人员信息:

赵   伟  SAC编号:S0790520060002

杨   飞  SAC编号:S0790520070004

马洁莹  SAC编号:S0790120080081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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